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于哪个朝代(助秦国一统天下的三大水利工程)

一个政治上的阴谋,在履行其历史使命后,戏剧性地演变成一个惠民的水利工程——郑国渠实现了自身功能的巨大转换,两千多年来极具标本意义。

陕西省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的村头,竖有一块黑色的碑,碑上刻着“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国渠首遗址”字样,落款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,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公布”。

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郑国渠所在地。王桥镇以西的船头村至泾河峡谷出口,就是郑国渠的渠首。作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之一,郑国渠为秦一统天下,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。

郑国渠

要弄清郑国渠的前世今生,就得把它放在先秦时期历史背景下研判与考量。直接涉及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秦国和韩国。作为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,秦国自不必说。韩国的诞生,缘于春秋与战国交接时期,与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事件直接相关,这个事件就是“三家分晋”。

三家分晋,乃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标志性事件。其实质,是周王朝以王公贵族为世袭的“封建制度”走到了尽头。晋,原本强悍的春秋五霸之一,拥有六个世家大族,但至春秋末年,王室权威耗损严重,终至孱弱不堪,这就使得远亲公族势力逐渐强大,正所谓“树大分枝”,分崩离析在所难免。

这里所说的“三家”,即韩、赵、魏。公元前403年,原来的“晋国”由韩、赵、魏三国替代。由是,韩国建立。开国君主是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韩昭侯,建都于阳翟(今河南禹县)。

此间,正值春秋走向战国时代,群雄并起,泥沙俱下,大家磨刀霍霍。魏有李悝变法,齐有孙膑练兵及稷下学宫的智囊团,赵有胡服骑射……各国都在厉兵秣马,纷纷变革。一些强大的诸侯国,都想以自己为中心,完成统一大业。

特别是秦国的动作最大,先后有商鞅、张仪、范雎、李斯等重臣能臣承前启后,不断变法谋国,在此形成了合纵连横、远交近攻等一整套“战国策”。而韩国倚重丞相申不害“内修政教,外应诸侯”的策略,帮助韩昭侯推行“法”、“术”之治,虽然十五年间“国治兵强,无侵韩者”,但夹在大国之间,弹丸之地的韩国终未能脱胎换骨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,地势狭窄的韩国,被魏、齐、楚、秦等国所包围,疆域为七雄之中最小,西和秦国、魏国交界,南和楚国相接,东南和郑国交界,东和宋国接壤。

今天看似扼交通枢纽之利,可在古代就是火上烤的“四战之地”。

公元前238年,秦王嬴政开始亲政后,在李斯、尉缭等人的协助下,制定了“灭诸侯,成帝业,为天下一统”的国家发展战略。其具体战术思想是:笼络燕齐,稳住魏楚,消灭韩赵。远交近攻,逐个击破。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,只用了十年时间,先后消灭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六国,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制中央集权国家。

韩国不幸成为六国中最先祭旗的国家,也是秦“远交近攻”小试牛刀最初的成果。对于韩国这样一块肥肉,各国都在觊觎,这一点韩国心里也十分清楚。秦欲有事于东方时,首当其冲的韩国,只得小心翼翼,施以怀柔政策。

郑国渠就是怀柔政策最生动的案例。郑国本是韩国一位主管水利,系大禹之后有名的治水名家。公元前246年,郑国以公派的身份进入秦国,公开名目是作为友邦邻国,帮助发展秦国农业。具体任务是,游说秦国修一条大型灌溉渠道,把泾水和洛水连接起来,利用泾水丰富的水量灌溉洛水一带的土地。这样,关中就不怕干旱了。

这一点正合秦国“耕战”的战略定位,水利是“耕”的命脉,之前连年干旱的关中是秦国的基地,提高秦国粮食产量,发展农田水利乃重中之重。

未曾想,这其实是韩国走投无路之下的“疲秦之计”,真实意图在于耗竭秦国实力,以拖延战术求生存之道。郑国这样一个专业人オ,在关键时期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使命——间谋。

请注意,郑国渠的开工时间是公元前246年——嬴政开始亲政打理秦国的第一年。仔细研判一下郑国渠的修建时间,就可以发现这项水利工程对于秦国的重要性,这应该算得上此间秦国的“一号工程”。因而,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嬴政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,并任命郑国全权主持该项工程,征集大量人力和物力,立即上马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韩国“疲秦”的阴谋在渠修成之前败露,秦王大怒,要杀郑国。郑国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,他已经想好了说辞:“始臣为间,然渠成亦秦之利也。臣为韩延数岁之命,而为秦建万世之功。”(详见《汉书·沟洫志》)意思是说,即使修建郑国渠消耗大量财政收入,也不过是让韩国多苟延残喘几年而已,而该渠可以使秦国“富民强国,建万世之功”。

远见卓识的嬴政很欣赏郑国这个“解释”,虽然引来秦国上下热议,但他仍然重用郑国。可以想象,强大的秦国在情报工作也应该算一流,他们其实早就想到了韩国的心思,只是嬴政来了个将计就计。虽然没有历史资料记载,但仔细分析,完全可以推断,以秦相吕不韦的精明,很可能知道郑国的间谋身份。

一个是有心疲秦,一个是将计就计,主动被动之间,胜负已见分晓。就在这钩心斗角中,郑国渠开工了。

郑国不愧为经世济用的水利专家,在他的设计下,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,西引泾水东注洛水,东西长达三百余里,南北数十里。在泾阳、三原、富平、蒲城、白水等县二级阶地的最高位置上,由西向东,沿线与冶峪、清峪、浊峪、沮漆(今石川河)等水相交,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。

郑国还充分利用郑国渠地处“西北略高,东南略低”这一地形,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,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,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,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,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的灌溉系统。

十多年的努力,工程修毕,人称郑国渠。

郑国渠

我们不禁要问,建成后的郑国渠究竟是韩国送给秦国的厚礼,还是韩国疲秦政策的成功之道?郑国渠对秦国统一大业又产生多么大的影响?

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两部权威著作是这样评价郑国渠的:“渠就,用注填阏(淤)之水,溉舄(xi)卤之地四万余顷,收皆亩一钟,于是关中为沃野,无凶年,秦以富强,卒并诸侯,因名曰郑国渠。”

“钟”为秦时计量单位,一钟六石四斗,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,要高许多倍。

灌溉“四万余顷”在当时的秦国,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,据说可以足够养一支百万军队。这条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,无疑使秦国从经济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准备。

郑国渠首开了引泾灌溉之先河,工程之浩大、设计之合理、技术之先进、实效之显著,在世界水利史上少见。后人在郑国渠遗址上,发现有三个南北排列的暗洞。地面上开始出现由西北向东南斜行一字排列的七个大土坑,土坑之间原有地下干渠相通,故称“井渠”。

治理滔天洪水、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的大禹,曾在此治水。千年过后,这片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“大禹式”的郑国。韩国如此稀有的人才,白白献出为秦人所用。

一水灌溉关中,“疲秦”成了“助秦”,最后变为“强秦”。其实,诡谲中贯穿着必然的逻辑。

君临天下,主扫六合,南征越族,北击匈奴,扫荡四夷,一统中华……兵马俑,万里长城,书同文车同轨……这些丰功伟绩,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“皇帝”称号的君主连在一起,也同时成就了暴虐成性,刚愎自用,焚书坑儒,拒谏饰非……“千古一帝”的专横形象。

无论功过还是是非,世上难有一个帝王能与秦始皇相匹敌。比如他留下的三大水利工程。

秦国统一战争前的八十五年,在咸阳宫,秦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之间,就秦国的扩张战略产生了分歧。张仪认为应该先向东攻打韩国,开疆拓土;而司马错主张攻打巴蜀,先把统一天下野心收起来,防止六国再次合纵抗秦,以巴蜀建立起坚实的后援基地。

秦惠文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。

公元前316年,司马错征服巴蜀后,三十岁的秦国人李冰来到蜀担任郡守。按照秦国耕战文化的策略,蜀地要建成秦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。李冰不负厚望,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卓绝,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水利工程得以建成。《史记》评价,成都平原从此“水旱从人,不知饥懂,时无荒年,天下谓之天府也”。强国的根在土地上,秦国重新划分了土地,开辟了新的土地以供耕种。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成为大秦最放心的“天下粮仓”。

都江堰水利工程

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都江堰建成仅仅十数年,也就是公元前246年,秦王嬴政开始亲自执掌秦国的大印。此时,都江堰灌溉下的成都平原,已经有源源不断的粮食,支撑着秦国这辆军事战车,一路前行。

正当秦国厉兵秣马之际,韩国又主动送来了郑国渠——“疲秦之计”最终变成“强秦之策”。郑国渠建成六年后,也就是公元前230年,秦国统一中原的战车正式驶向战场,战车所向披靡,最先被压得粉身碎骨的,却是苦心孤诣的韩国。

却说完成统一大业后的秦始皇,陶醉在巨大的胜利喜悦之中,公元前221年又乘胜追击,派兵五十万南下,剑指岭南越人,欲一鼓作气扩大版图。

广西桂林一带山峦叠嶂,森林密布,后勤补给线长,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。最后导致军中粮草枯竭,饥饿不仅蚕食秦军的战斗意志,也在摧毁帝国征服南方的野心。

要想结束南方战争,首要问题是解决后勤补给。从北方的粮仓到南方前线,秦军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陆路运输,可否凿一条便捷的水道运粮?

有一名叫史禄的秦朝站了出来,提出了“打通南北两大水系”的构想,并大胆提出“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”,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,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,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。如此,后勤物资方可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。这样一个惊人的壮举,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施工难题。

主要难度在于,如何通过设计解决湘江和漓江数百米高低差的问题。整整五年时间,十万兵卒,不仅解决了技术难题,而且还修成了。感佩先人的智慧。这条当时唤名湘漓渠的渠道,被誉为灵渠。

灵渠

此渠建成后的次年,秦军就平定了南方土著人的反抗,帝国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南海之边。

灵渠把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通过水路彻底连通,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工程。自此以后,直到现代湘桂铁路、京广铁路通车以前的两千一百多年间,灵渠始终是中国南北交通的水上要道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,都江堰、郑国渠和灵渠,三大水利工程就是三个不同风格的水利博物馆,其设计与布局,无不见证着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。

它们能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并非偶然,它是秦人坚定执行“耕战国策”的强有力体现。有一个事例可以佐证,20世纪80年代,考古专家在陕西省凤翔县发掘一座秦国国君的坟墓时,墓葬中除了高等级的礼器之外,令人意外的是,还发现一大批铁制农具。

当军队还在使用青铜兵器厮杀的时候,秦国就鼓励农民大量使用铁制农具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他们知道,先进的生产工具会给他们带来梦想的一切。

三项水利工程,助秦始皇一统天下。长城是为了防人,郑国渠是为了惠人。曾是战争产物的水利工程,最终走向了利民利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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